鼎韜見解：中國式產業創新孵化模式正在醞釀中

　　春光不老，創新常新。創新是經濟增長和產業發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過去20年中貢獻了全球GDP增長的50%以上。以互聯網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蓄勢待發，成為重塑經濟競爭力、重構經濟秩序的重要力量，伴隨著消費升級、政策鼓勵和投資業的興起，中國掀起第四次創業浪潮。而作為推動創業創新的重要載體，近兩年我國各地也涌現出大量的產業孵化器，包括大企業平臺型、“天使+孵化”型、開放空間型、媒體依托型、新型地產型、垂直產業型和跨國合作型等多種類型，在孵化初創企業和項目，完善區域產業創新環境及體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截至2015年底，全國已有科技企業孵化器和眾創空間共4875家，成為全球孵化器數量最多的國家。其中有1258家國家級“雙創”平臺，包括515家國家級眾創空間和743家企業孵化器、加速器以及產業園區。2016年，孵化器發展熱潮有所回落，從騰訊科技爆出的深圳“地庫”孵化器轉讓潮開始，全國孵化器迎來爆發式增長后的理性回歸，政府支持力度也在減弱，考核條件卻更加嚴苛，許多孵化器尚未享受到政策支持及創業紅利，已經被資本及政府的雙重寒潮淋了個透心涼。全國50%以上的孵化器將在2017年倒閉轉讓等諸如此類的言論和預測甚囂塵上。

　　鼎韜認為，創業帶來的創新對中國來說，是大概率事件，但是創業成功對企業來說是小概率事件，將初創企業孵化為成功企業對大部分區域和孵化器來說也是小概率事件，只有通過創新企業的培育和孵化，激發區域創新活力，帶動區域傳統產業升級、加速新興產業和人才的形成和聚集，才是區域孵化成功的大概率事件。我國創業創新的核心必須要放在產業的創新孵化上來。因此，從長遠來看，孵化器浪潮的理性回歸利大于弊，在推動創業創新概念深入人心及廣泛普及之后，感謝資本寒潮讓只會說故事的先退場，更希望政府支持的產業（或者說稅收更直接）回歸能讓創業創新從“云端”回到“地面”。經過這一輪的“疾風暴雨”和“優勝劣汰”，具有時代特征的中國式產業創新及孵化模式或將成型，并作為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引擎，推動我國經濟的全面轉型與發展。

　　孵化器概念起源于歐美，在我國發展的時間并不長，并且在經營模式方面也多有借鑒海外的先進經驗。目前，全球比較有代表性的產業創新及孵化模式主要包括產業導向型、市場導向型、政府導向型和園區導向型四類，分別以硅谷、紐約、倫敦和新加坡為代表，對我國及各個城市在構建產業創新體系的發展路徑中都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參考意義。

　　產業導向型創新模式

　　縱觀全球的幾次創新創業大潮，不難發現多發生在經濟低潮期，并且往往伴隨著科技變革，一個或者幾個新產業的快速發展帶來新的龍頭企業的誕生。因此，全球創新體系的第一個典型模式就是產業導向型，其中以硅谷為最典型的案例。作為全球知名的科技中心和創業圣地，硅谷的發展史簡直就是全球IT產業發展的變遷史，早期在國防工業及半導體領域的快速發展中，硅谷憑借低廉的房價和資源成本，快速發展計算機硬件及制造產業，并誕生了諸如惠普、英特爾、蘋果等產業巨頭；而后，隨著軟件及互聯網產業的快速發展，以及軟硬件一體化的發展趨勢下，又憑借雄厚的制造業基礎，以及高校、人才和資源的匯集，培育了微軟、谷歌、Facebook 等各種全球軟件及互聯網巨擘。

　　硅谷產業創新體系還有一個重要的特色和優勢，就是周邊科研力量雄厚的高校云集，包括斯坦福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圣塔克拉拉大學、圣何塞州立大學、卡內基美隆大學西海岸校區等等。硅谷將高校的研發實力、企業運營和金融投資完美的融合為一體。我國多個城市和地區多年來也在推動產學研合作方面進行了大量的投入，在模式上也多借鑒硅谷，但是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未來還需要在體制創新、合作模式創新以及日常運維方面加強研究和突破。

　　市場導向型創新模式

　　不同于產業導向型模式，市場導向型創新中心并沒有明顯的產業定位和聚焦，而往往是隨著城市功能的完善和經濟社會發展所衍生市場需求驅動的，往往集中在金融、文化、服務業等行業，更加適合規模較大的城市重點參考和借鑒。其中，比較典型的城市就是紐約。紐約是美國第一大城市，2015年全市總人口超過 850 萬，紐約大都市圈則有2000萬人左右，服務業高度發達，各類科研機構薈萃，金融、法律等中介機構完善。同時，紐約也是全球金融中心和時尚中心，世界500強企業中，有56家總部企業位于紐約，并且聚集了哥倫比亞大學、康納爾大學、紐約大學等一批世界知名高校。因此，雖然沒有像硅谷一樣的制造業基礎，但是紐約在金融、傳媒、時尚、醫療等領域也誕生出許多的創新型企業，如wework、Imperative、CultureQ等等。根據2thinknow 的“2015年全球城市創新指數排行榜”，紐約的創新能力名列全球第六。

　　政府導向型創新模式

　　政府不僅是一個獨立的細分產業領域，同時也是構成國家及城市產業創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政府在推動產業聚集與發展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這一點在我國表現尤其明顯。我國本輪創新創業浪潮就是在從重要到地方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快速發展起來的。而在全球比較有代表性的城市則是倫敦。倫敦是英國第一大城市，也是國際金融、航運中心，并且在數字經濟產業領域具有雄厚的產業基礎。2010年，英國提出打造“倫敦科技城”計劃，以科技產業為核心全面推動了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牛津經濟研究院的一項研究顯示，“科技城”項目啟動后的五年內，倫敦數字科技領域的企業數量增加了46%，截至 2015 年 6 月員工總數達到近20萬，比 2010 年多出 17%，充分顯示出政府宏觀規劃和產業引導的正面效應。同時，為了進一步推動本市原有產業集群的規?；l展，同年倫敦政府還頒布了一項“迷你硅谷”發展計劃，將包括奧林匹克公園在內的東倫敦建造成高科技產業中心，命名為“東倫敦科技城”。思科、英特爾、亞馬遜、Twitter、高通、Facebook、谷歌等大型公司紛紛入駐。倫敦政府共投入4億英鎊用以支持科技城的發展，制定優惠支持政策，并在新建筑中專門規劃建設了產業孵化區，巴克萊銀行等金融機構也開展了針對創業企業的特殊融資服務。當前，東倫敦科技城已成為歐洲成長最快的科技中心。倫敦的成功經驗對于我國城市發展，尤其是在新城建設的規劃及發展實踐中，具有重要的學習和借鑒意義。

　　園區驅動型創新模式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三十多年的進程中，產業園區在推動產業創新、制度創新、政策創新，以及推動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前，產業園區在城市發展中更是承擔了城市經濟內核、企業成長載體、及居民工作生活中心等多重身份，更是城市產業轉型和創新的核心抓手。因此，研究園區驅動型創新模式對于我國城市新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在全球范圍內，新加坡是產業園區發展模式的翹楚，每年政府出臺大力度的扶持政策，在中國、印度、東南亞等地積極新建離岸產業園區，重點培育了生物醫藥、電子、信息通信等科技創新集群。當前，我國一些發展較好的園區如北京中關村、大連軟件園等等也都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品牌資源輸出與園區建設合作。新加坡同我國地理位置及文化相近，在經濟發展模式創新方面也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當前引起高度關注和熱議的“雄安新區”，在整體規劃設計和發展模式方面就帶有較強的新加坡印跡。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經歷了三次創新創業的高潮，每次的浪潮中都推動了一批新產業以及新企業的誕生。目前，我們正處于第四次創業創新浪潮的核心，并面臨著全新的創新環境。

　　以“大物移云”為代表的新一代科技變革推動下的“泛IT化”趨勢，推動所有產業都在IT架構上重新搭建商業模式、產品/服務模式。在此基礎上，以供給側改革、互聯網+為代表的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進一步拉動了市場創新需求，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產業快速興起和發展。中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和積極的態度贏家新國際化浪潮下的全球經濟合作格局，“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推動全民創業環境愈發成熟，科技、產業、市場、資本等創新要素日趨成熟……鼎韜認為，中國即將迎來產業創新發展的最佳時期，并且在新的歷史條件和內外環境中，將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產業創新模型。我們也相信，像硅谷、紐約、倫敦及新加坡等全球知名創新中心一樣，中國式產業創新體系的發展成熟過程中將誕生出全球知名的創新城市及龍頭企業，并將全面推動區域傳統優勢產業的升級和轉型發展。

　　在中國式產業創新孵化模式研究的下篇，鼎韜將針對區域如何構建城市產業創新中心的實施和操作路徑進行更多分享，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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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崔蕾